美国的影响在战后的日本到达了顶峰——麦克阿瑟将军的法律班子在令人瞠目的极短时间内向日本提交了
宪法草案。[3] 尽管十分仓促，但起草者们也并未建议采纳美国式的权力分立体制。特别是，他们没有要求日本设立美国式的总统以作为战败的代价。[4] 相反，出现的是一种独特的政体类型：我称其为“有限议会制（constrained parliamentarianism）”。和英国一样，日本的首相及其内阁必须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方能执政。但和维斯敏斯特模式不同的是，日本议会并未拥有至上的权力，它的立法权被成文
宪法、权利法案以及最高法院所制约。
美国也没有强行推行两院制议会——该体制的特色在于，下院受到了一个充满麦迪逊式活力的上院的制衡。而日本的下院（众议院）在组建内阁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虽说上院（参议院）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在
宪法上两院并不平等[5]。我将其称之为“一个半院体制（one-and-a-half house solution）”。
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美国及其盟国对制宪没有进行过多干预，而是让德国的法学家和政治家自己完成大部分任务。[6]人们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记忆犹新，没有人愿意设立普选产生的总统，结果德国同样采用了一个半院的有限议会制。[7]
意大利人在本国制宪过程中起了更加主导的作用[8]——并且我们应当看到，意大利采用了一个半院模式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变体，但总体上说，意大利变体仍很适合于有限议会制的基本架构。和德国一样，意大利没有设立实权总统，以防未来的墨索里尼们可能借助这个平台建立新的独裁统治。
但正如更年轻的Calabresi教授提醒我们的那样，时代不同了。特别是自1989年以后，在世界各地的制宪会议上，美国的法学家们都在积极鼓吹美国模式。[9] 然而，在这些场合里，他们可绝非稳操胜券。相反，美国法学家们总是遇到来自法国和德国宪政学者的有力竞争，他们也都在为本国的宪法制度充当拉拉队长。[10]
政治学者们扮演了一个更加有益的角色。当制宪会议向他们寻求帮助时，他们所提供的意见超越了传统的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宪政“模式”，有利于现代制宪者对基本
宪法选择进行批判式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