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治外法权基于互惠原则，体现了国际公法上的平等关系，所以，治外法权应当以不损害国家领土主权为前提。而领事裁判权则为一国单方面优惠政策，有违于国际公法上的平等原则，“为破坏领土主权原则之例外。盖一国之领土主权，应完全行于本国；而领事裁判权者，一方面使一国之领土权侵入他国领土之上；一方面又使他国之领土权受其侵入之限制”[11]。
　　三、“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产生混淆的原因
　　“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之间的纠缠分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初两者的混淆，乃是出于西方列强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的需要，有意混淆两者之间的区别，借“治外法权”之名，欲获“领事裁判权”之实。这从西方列强获取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过程可以得知。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享有完全的法权。[12]但在此过程中，西方列强一直企图获取在华领事裁判权。在《南京条约》之前，东印度公司曾经试图以整治中国及印度商务为名，提出法案，欲在中国设立特别的法庭，适用英国法律审理有关案件，实行领事裁判权制度。当时因我国反对，未能实行。1833 年12月31 日，英外交部门向其东方总督发出训令，令其在华有遵守中国法律之义务，称：“本国政府所属于执事者，凡在中国法律，能秉公开诚实行于执事及英国人民之时，或中国法律施诸于英国人民，与其施诸中国人民及其他各国人民居留往来于中国者，如能无所歧异，则执事应谨记吾英人民实有遵守中国法律与习惯之责任。”后又经数次提出此议案，但终为该国议会反对未成。其议员霍斯认为：“发现中国当局方面，对于该说帖中所拟设之法庭，及所拟付与该法庭之裁判权，未尝有认可之很急。今欲质问者，即似此干涉中国之法律，中国当局是否承认，又该法庭成立之后，中国人民不遵守法庭之判决，其法庭之职权除用实力外，能否实行。盖中国当局已深明其国际之地位，观其最近对于印度水手殴毙华人案之态度，即可见之。该案中国将印度犯人讯问，不允许英国领袖监督，交出犯人之要求，亦谓欧洲各国法律习惯，如英人在法国犯罪，则英人应遵守法国法律云云，以为对抗。足见中国对于国际原则，已有醒悟；则我拟设法庭之意见，似不能不于事前取其同意矣。”[13]
　　正是因为如此，西方列强为了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一方面托辞中国法律与国际先进法律相比，存在很大不足。同时，将国际法上存在并得到公认的“治外法权”张冠李戴，附会于“领事裁判权”之上，以期获得承认。而其之所以能够混淆成功，就在于在英美国家，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概念上的接近。在英语中，治外法权为“Exterritoriality”，其表示一种法律上的特权、特典之意，而其适用的范围为外国元首公使等。因其包含有“Extra-territorialityJurisdiction”(即本国领土以外审判) 之意，故西方列强将治外法权的适用范围做扩充解释，将其适用于全体侨居中国的本国人，而“Extraterritoriality”也成为领事裁判权的代名词。而领事裁判权原本于英文的“Consular Jurisdiction”，本意为“彼国的人民，到此国中，无论民事、刑事都不受此国的裁判，而由彼国所派的领事裁判”[14]。随着中国主权的一步步丧失，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到《中美望厦条约》以及其后一系列条约，再到此后的会审、观审制度，列强司法特权一步步扩大，由最初的领事审判，到审判主体和适用对象方面逐步扩大，远远超出了领事裁判权的本意，却恰恰接近于“Extra-territo reality Jurisdiction”之意。正如此，西方列强得以将两者混淆，用“Exrtaterritoriality ”的涵义扩充解释“Exterritoriality”，以资利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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