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订立《中美五口贸易章程》中，美公使寇新(Cushing) 于1844 年9 月9 日报告美国国务卿的文中记载：“治外法权之惯例，本为欧、亚、非通见之事。自欧洲文化日新，上项惯例，无形消减，一变而为平等及领土统治权各主义之国际法。惟国际法惟耶稣教各国创造之物，故耶稣教各国，始享有其利。至回教各国，惟以上项惯例，于既认为习惯之后，更以条约确定其界限。此治外法权，所以应视为应付回教之国际法规也。至回教外异教之国，其对此认定，无异于回教之国。故耶稣教臣民不归驻在地管辖之法规，亦应推行于异教之国。中国鸦片战争前，虽常要求实行管束境内外人之权，但中国素持闭关锁国政策，毫无耶教国家共喻之国际法知识，故耶教民与中国往来之法则，可适用者，即为耶教之国际法，即各该国人民不为中国管辖之。”[16] 1844 年，作为美国来华特使的顾盛在向清政府索要治外法权时声称，“美国政府应为美国人民要求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权利，这不是要中国让与的问题，而是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就是说，像当时中国那样一个国家是没有资格主张一般的属地主权原则，以保持对其国境内外人的管辖权的”[17]。
　　20 世纪初以后，在中国争取取消领事裁判权的斗争中，西方列强为了稳固其在华利益，仍然对两个概念加以混淆使用。1902 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二款称：“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为同一律，……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18]而1925 年1 月20 日，英美联合会在北京六国饭店举行年会，曾任过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时任美国驻京公使的舒尔曼在会上发表题为“在华之治外法权”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解释说，“所谓治外法权者，即外人须享外国法律之裁判事也，例如某外人犯某罪，该犯人必须经该本国之领事，或法官审讯治罪，如是，则凡享治外法权之外国侨民，即不受中国之领土管辖权之限制”。[19] 他这里的“外人”显然是既指外交人员，也指一般侨民。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企图将不平等的领事裁判权在国际公法的名义下变为合法。
　　而这种混淆，在当时是取得了实际效果的。直到19 世纪60 年代以后，当清朝统治者意识到领事裁判权的危害时，国人对领事裁判权的概念仍不能说清楚。在当时已有的中外旧约章中，领事裁判权是只有事实，没有名称。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其时论及外国在华特权时，称：“ 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20]修律大臣伍廷芳十分重视司法改革，将司法问题视为“中西交涉，时闻涉讼，而西人向无遵我法律者，中西会审，屡费周张，此时欲收回治外法权，终未能旦夕解决”，因此“中国改良律例，慎重法庭，自是切要之问题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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