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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约权利与公共机构的行为
《人权法案》第6条确定，当公共机构以与某项公约权利不一致的方式行为时为非法。[12]所谓“公共机构”，广义上是指其功能具有公共属性的“任何人”。这一概念囊括了中央、地区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包括行政机构。该法案明确规定法院与法庭应当被认为是公共机构。政府白皮书指出，第6条义务应当扩大至警察、入境检查员和监狱官以及对以前属于公共部门的行为负责的团体(如私有化的公用事业在它们发挥公共职能的范围内)。第7条规定，任何人发现某个公共机构的行为违反了或者意图违反某项公约权利时，可以直接根据该法案提出主张。[13]如果法院发现某个公共机构的行为(或者预期的行为)违反了某项公约权利，那么它可以准予这种救济或者补救或者做出命令(在其认为是正当和适当的权力范围内)。在替代性的补救不足以补偿该公共机构行为的受害者时，该公共机构可能会被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质上，该法案创造了一个违反公约权利的侵权行为的新公法。但是，当司法部门执行新公法，按该规定调整立法解释时，《人权法案》对该项权力施以谨慎限制，以便保持传统的议会主权概念。首先，尽管该法案将“公共机构”进行广义的定义以便包括公共和私有团体的广阔范围，但是议会或正在履行议会职责的人被明显排除在这个定义之外。其次，如果受质疑的公共机构的行为被议会的某项法案有效授权的话，那么基于该法案第6条的某个诉讼或者辩护将会失败。
(三)公约权利与普通法
《人权法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公约权利与普通法之间产生争议时确保其间的协调性。这通过明确规定法院和法庭是“公共机构”，有义务以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方式行动而实现。为了遵守该义务，在将普通法原则运用于纯粹的私人间纠纷时，司法必需给予公约权利以效力。该法案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显见的一点是，该法案全部的目的与第6条施于法院和法庭的义务要求当阐释判决的普通法理由时须运用公约权利。当然，这一观点并非无可置疑。理查德•巴克斯顿(Richard Buxton)爵士认为《人权法案》确定的公约权利的内容与《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的内容是相同的，而且是同源的。[14]既然《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仅仅是对抗政府的公法上的权利，而不是对抗其他公民的权利，《人权法案》中的公约权利只有在与公共机构的行为相关而不反对私人行为时才可以被实施。该论点在那些提倡对基本权利采取“垂直”保护方法的人中得到支持：《人权法案》应当仅仅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关，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必须保持在该法律的范围之外，以使私人领域免受国家干涉。[15]相反，威廉•韦德(William Wade)爵士主张《人权法案》应当被给予完全的、直接的“水平”作用，即在由普通法规则所定义的私人权利的范围内完全实施。[16]其立论的基点在于，国家是由所有的法律关系构成的，法律自身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因而国家行为无处不在，即使对于该法律是普通法时也是如此。法律规范个人之间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威廉爵士将这种理解归于对法案第6条的“字面”解释，法案将法院定义为公共机构，认为公共机构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行为为非法。那么不管诉讼包括国家还是私人个人，如果某个公约点出现的话，法院的判断必须与该权利一致。大多数英国宪法学者对于《人权法案》对普通法的影响所明确表达的观点趋向于处在理查德爵士和威廉爵士所采取的立场之间。[17]大多数人对于该法案“要求法院和法庭以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方式行动(不管是在解释法律还是在宣告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原则上)表示同意。”[18]正如默里•亨特(Murray Hunt)的解释所言，“在私人关系不被法律调整的范围内，私人关系不受干扰，但是一旦法律调整这些关系，那么它们就失去了其真正的私人性质。”国家(包括司法)必定要“以支持和保护基本权利的方式”来制定、执行、解释和适用调控这些关系的法律。[19]然而，由于公约权利自身并没有设定起因于私人参与者的关系的诉讼新理由，只是可能被法院在解释和适用以前的法律时所依赖，因此《人权法案》的水平作用并非是直接的而是相当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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