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就死刑而言，法官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司法裁判官；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国家赋予的法律武器实施残酷刑罚的人。医生身份也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尽其极大可能挽救每个生命垂危的人，即便面对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也不肯为其实施安乐死的生命守护者；另一方面却充当着“国家恐怖机器的齿轮”。医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死刑执行的共同参与者，他们可能参与的活动诸如：验明正身、购置或配置注射死刑的药品、为执行死刑提供建议或直接参与执行、为移植而摘除死刑犯的器官，甚至最后执行验尸。[22]当生命垂危的人或家属请求医生帮助其摆脱身心所遭受的痛苦时，无论这种恳求多么诚恳，医生均表现出无能为力，因为那是帮助自杀，是犯罪；而当一个活生生健康的人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犯罪时，在司法的请求下，医生却毫不留情地参与一系列执行死刑的行动。[23]
事实上，不仅仅是医生，只要我们还有死刑，很多职业都或多或少与死刑有着些许的联系。法警每次执行完死刑靠醉酒麻痹自己的“杀人”行为，年轻法官在即将被执行的死刑犯面前瘫软，这些种种本能的“正常”现象，恰恰反应了“死刑”存在的不正常。
1975年世界医学协会通过的《东京宣言》中规定：医生不得为酷刑、残忍或者不人道的处罚提供支持、宽容甚至参与，以及提供任何场所、工具、物质或知识，甚至出现在实施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现场。[24]如果根据《东京宣言》的精神，医生参与执行死刑的行为有违其职业准则。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医务人员、特别是医生在保护被监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方面的任务的医疗道德原则》，其中也规定了反对医生参与酷刑的内容。1985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决定“关注个人的健康，作为一个致力于维护生命的职业成员，希望下一年度‘（呼吁）立法部门在国家和州之间权衡废除死刑，（敦促）运用手中权力的执法者们，避免施加和执行死刑；以及（并鼓励）卫生工作者专业组织，共同为废除死刑及劝阻其成员参与或有助于死刑的执行’”。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又分别于1994年和2000年重申反对卫生专业人员参与死刑的执行。[25]医生参与死刑执行是保留死刑国家很难避免的现象，但像美国医学协会这样积极参与废除死刑的实际行动也实为罕见，至少可以成为保留死刑国家医生职业领域的参考。
我国的执法官和医生在尊重生命权，乃至死刑犯生命权方面也有令人赞赏的故事，如在我国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房县，当地执法部门和医生紧密配合，花费相当于当地20名警察一年医疗费总和的代价，先后13次救活了实施故意杀人罪的罪犯王治平的生命。虽然王治平最终在生命极其微弱的情况下被执行了死刑，但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从法律的角度讲，不管死刑是否被核准，在依法执行死刑以前，被告人的生命依然受法律保护，非法剥夺其生命的行为，仍然构成犯罪。在被告人羁押期间，监管机关有义务保护被告人的生命与身体健康。因此，在对被告人依法执行死刑之前，监管机关对被告人的疾病应该积极治疗，不能因为被告人最终可能被执行死刑，而让其因疾病而提前结束生命。被告人犯罪后，应当受到的是法律制裁，而不是生理灾害的报应。对死刑犯而言，事先医治疾病，然后依法执行死刑，正是法律的严肃性的体现。房县看守所的此举，充分地体现了法治精神。”[26]
笔者很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但从更现实的角度看，既然要执行死刑，为什么不在其生命垂危之时以安乐死方式执行死刑，如此既避免死刑犯所经历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避免了医疗、人力等各方面的负担，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贫困县，也可以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我们的医疗资源富足吗？守法公民是否都得到了应有的或恰当的医疗关怀？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但类似这样的做法是为了体现社会对每个成员的关怀吗？特别是对“囚犯”这种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怀吗？它体现法治的精神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还要在挽救其生命后又即刻执行死刑。这应该不仅仅是笔者的困惑。医生应充分发挥其职业优势，积极参与到我国最终废除死刑的队伍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