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院认为本案赠与是不附条件的，理由：（１）赠与人给受赠人的信内容只表示感谢，愿意赠车，没有提任何附加条件。（２）赠与人在日本办理汽车输出（许可、承认）申请书上写的“无偿提供”，受赠人是以对方“无偿赠送”向主管机关报告，并取得批准的。（３）赠与人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翻译不告诉他《馈赠接受书》的内容，他不会在一份不知内容的中文本上签名。（４）赠与人和受赠人确曾谈到找房子这件事，受赠人只是答应，赠与人办好在中国居住手续的前提下“帮助找房子”，这与赠与没有任何联系。（５）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赠方给予受赠方财产不能有任何代价，受赠方也不必给赠方等价或不等价的补偿。
五、省法院民庭讨论结果及处理意见
省院民庭讨论的意见，一致认为原、被告之间的赠与关系没有成立，赠与没有完成，财产所有权没有合法转移，理由是：（１）赠与合同是双方的法律行为，必须是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一致达成协议，赠与才能成立生效。本案的赠与人是外国人，向中国医院赠送物品，赠与物的价值较大，又是依法应办理财产转让，过户登记的特定物，双方应当就赠与物的用途，交付的日期，地点和方法、附条件等达成协议，采用特定形式，签订赠与合同，备有中日两国文本，并经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其民事法律行为从此时才能成立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任意变更或者解除。日本人纪平孝给省人民医院信件，只能表示想赠车的意思，医院给纪平孝的信件只表示接受赠与的意思，这只是双方订立赠与合同的要约和承诺，从形式和内容上来看，都不能视为赠与合同。（２）
民法通则第
七十二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交付为准。赠与合同的履行，必须是赠与人将赠与物交付给受赠人，受赠人实际接受了赠与物，从此时起财产所有权才发生转移。本案赠与人５月１３日写信给医院称：“按予定，汽车运至上海，由我开车从上海到长沙至医院，因为我不用车赠与你们”。在日本办理自动车输出（许可、承认）申请时也写明经由地上海，目的地长沙。该赠与物从日本海运到中国，在上海仅依照我国海关法办理关税准予入境手续，然后由中国司机驾驶开往受赠方所在地（因为纪平孝没有获准在我国驾驶汽车的执照）从６月２３日到７月１３日，赠与物实际仍在运输途中。同时赠与人是随赠与汽车到上海的，车内放有赠与人的电脑，天体望远镜，照相机等贵重物品和行李，表明赠与物仍为原所有人占有、使用，赠与物并未交付，赠与还没有完成，财产所有权没有转移。在赠与人没有将赠与物交付的情况下，受赠人将赠与物据为己有，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是违法和无效的，例如由受赠人７月４日单方面制作的《馈赠接受书》，受赠人私配汽车钥匙，持有关文件到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办理的汽车入户手续等。（３）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但赠与的一方可以附加条件，要求受赠方承担一定义务。本案原、被告没有签订赠与合同，但从本案的全过程来看，赠与人从开始提出想赠车起，即向受赠人方提出想在长沙作暂时性定居，要求帮助找一套住房，租金由赠与人负担，受赠人也确有帮助租房的承诺，尽管赠与人应受赠人方的要求写表示“无偿赠送”的信中没有附加什么条件，但双方口头协议是客观事实的存在，应当视为赠与人赠车是有附加条件的，而受赠人承诺承担找房子的义务，正是因为有对方赠车为前提才承诺的。这一承诺没有成就，是赠与人翻悔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赠与人是否出于真实意思无偿赠车，也不能排除其另有原因。
处理意见：本案系涉外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不符合我国民法的规定，日本人纪平孝赠送的旧车是在日本１９８９年度将报废的车辆，赠与过程中多次表示反悔，出尔反尔，甚至多次对受赠方表示出不友好言词。受赠人湖南省人民医院对外国人赠送物品，附加有条件，无能力承担义务或对方不友好，理应拒绝接受馈赠。在赠与人发生反悔赠与物未实际交付前，私配钥匙，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汽车过户，不能视为取得该赠与物的合法所有权。根据
民法通则第
五十五条（二）、（三）项，第
五十六条、第
五十八条（五）、（七）项之规定，双方民事行为均属无效民事行为，赠与不成立。在处理时，既要维护国家法律和民族的尊严，又要注意国际影响，从中日友好这个角度进行调解，促使双方体面地达成协议，妥善解决争端。调解不成，应判决赠与不成立，入境汽车因改变用途交中国海关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