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人民法院1949年审判工作总结和该院组织机构及工作概况报告的批示
（1950年2月16日）
北京市人民法院：
你院七个月以来审判工作的总结报告，经本院各部门转辗传阅，故未早复。接到你们的这份总结报告后，后来又在《新建设》上看到你院王斐然院长在北大法学院所作的演讲稿“北京市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和工作概况”，两者作比较来看，在关于“审判工作的特点”和“审判工作的两个基本认识”上无论是政策观点和对问题的提法，讲演稿比之所总结较为恰当。例如原总结“两个基本认识”中引证了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人民犯了法……”一段话随即解释为“人民犯法不是阶级本质，而是受了反动派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够慎重的。而在讲演稿中则有了改正，这种改正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因此，我们基本上同意讲演稿中对原总结所作的一切修正。望将原总结重加整理后，即可为你院内部业务学习材料。现就讲演稿中的个别问题提出两点意见，请参照原总结加以考虑：
第一，关于审判中的民主。讲演稿提到“有些司法人员把‘民主’错认了，以为审判也应该民主，一切须由审判员与当事人协商。”自然，那种在审判中滥用民主的现象是应该反对、纠正的。但如果因此就承认我们“审判也应该民主”，同样也是不适当的。因为一切为着人民利益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贯彻在我们全部审判活动，你们也是这样做了的。所有这些充分地表明着我们法院的民主的性质。所谓审判的强制性，也是民主的集中表现，这也就是我们在审判活动中应该提倡的有领导的民主。
第二，关于判决的执行。讲演稿提到“若在执行时发现判决不妥当处，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而不应使执行打折扣。”发现错误，勇于改正错误，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审判活动中的民主的特色。但“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这句话，似嫌笼统。判决执行是审判的最后结果，这种结果是向诉讼当事人甚至向社会公布宣布了的，那么，如在执行中判决失当而需要改正，这从我们政治责任上说是一件十分慎重的工作，因此，改正判决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自我批评检查工作的过程。但应该指出在这种执行时，发现判决失当，必须依照一定的条件经过很慎重的程序，才可以改正原判，否则将会另外发生轻率改判，丧失审判应有的严肃性的种种流弊。关于这种改动原判决的条件和程序，在目前还没有诉讼法做根据的时候，我们认为如发现判决失当，原审机关的责任是迅速报告上级审判机关，在未获上级指示前，不能擅自进行修改原判的工作，这不但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政治责任问题，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