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上述经济建设、社会文教等各类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部分,共计267亿元,占决算支出总数的50.6%,比1958年的214亿元增长24.5%。此外各地方各部门用自有资金进行基本建设的部分约50亿元,还没有包括在内。1959年施工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注)共有1341个,其中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有671个,即是差不多每天有两个大型企业投入生产。县以上各级所兴办的限额以下建设项目共有7.5万个,其中建设完工投入生产的有5.4万个,平均每天有150个中小型企业投入生产。此外,人民公社还兴办了大量的小型建设项目,没有计算在内。
1959年国家财政收支相抵,结余13.9亿元。这些结余是地方预算的结余,连同1958年滚存下来的地方结余17.7亿元共为31.6亿元,将由地方结转到1960年安排使用,不列入国家预算。
适应工农业生产继续大跃进和商品流转扩大的需要,1959年银行的信贷收支也有了较大的增长。信贷收入比上年增长35%,信贷支出比上年增长33%。在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市场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只增加了10%,同社会商品流通的需要是适应的。1959年商业部门收购总值比上年增加了36%以上,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16.4%。商业各部门年末商品库存总值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6%,工业各部门物资库存也有了相当的增加。1959年上半年一度出现的某些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很快就得到了缓和,全国物价继续保持稳定,市场更趋繁荣。
一句话,1959年经济兴隆,财源茂盛,物价稳定,库存增加。这是1959年国民经济大跃进的结果,也为1960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准备了物质条件。
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开展起来的轰轰列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对于1959年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和国家预算的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应当说明,1959年8月,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若干调整的时候,没有同时调整1959年国家预算。这是因为当时考虑到,只要深入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费用,增加积累,原订的国家预算收入是能够完成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工业战线上很快出现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新形势,生产逐月上升,质量显著提高,成本不断下降。农业战线上尽管遇到建国以来未有的旱灾和其他灾害,受灾面积达6.5亿亩,相当于全国播种面积的30%,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努力,依靠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巨大优越性,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在1959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战斗任务,胜利地实现了。在这个基础上,国家预算也超额地完成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反右倾、鼓干劲、坚持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了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国民经济各方面和财政方面所获得的伟大效果。1959年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和国家预算的超额完成,是我国人民奋战一年的胜利。同时,这个胜利也是同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支援分不开的。1959年8月当我们调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关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诋毁和叫嚣。但是烟雾遮不住太阳,曾几何时,这些宣传家的预言完全落空了,他们的叫嚣彻底地被粉碎了。在当时,我们党的队伍中有一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向党进行攻击,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实际是社会上那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党内的代言人。此外,在党内外还有少数看不清大势的人,由于调整指标,也曾对大跃进发生若干怀疑。事实很快地作了肯定的结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行结果表明,他们的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怀疑是多余的。
经过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我国国民经济从1958年开始出现的既有高速度又有按比例发展的跃进局面,已经奠定下来了。我国的财政工作随着生产的跃进,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的特点是多收入,多支出,多建设;更多地收入,更多地支出,更多地建设;合理地节约地使用资金,既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又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国家财政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本来就是高速度地向前发展的,1958年以来则进入了一个更高速度的连续跃进的新阶段。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第一,财政收入更高速度地增长。1958年和1959年两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15亿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只增加27亿元,每年收入增加的数额提高了3.3倍;1958年和1959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32%,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增长12%,收入增长的速度提高了1.7倍。第二,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更加扩大。1958年和1959年两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481亿元,接近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预算内投资492.7亿元的总数。如果加上预算外的基本建设投资,1958年和1959年共计达到584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投资总数550亿元还多34亿元。第三,建设资金的使用更加合理和节约。以钢、煤、铁道的建设为例,过去,建设大型高炉,每立方米容积平均投资2.5万元,现在只需要1.6万元左右,即降低了36%左右;过去建设大型煤矿,每吨生产能力平均投资33元,现在只需要22元,即降低了33%;过去建设铁路,每公里平均造价54.4万元,现在只需要38万元,即降低了30.1%。这就是说,从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大量事实看来,在保证工程质量的条件下,过去用三块钱才能办到的事情,现在大体上用两块钱就可以办到了。而且,建设的时间比以前更短了,建设的速度更快了。第四,财政支出的构成有了进一步的变化。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1958年和1959年平均为79.6%,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63.9%;国防费和行政费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1958年和1959年平均为17%,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30.9%。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曾经提出,在第二个五年中,必须使经济文化建设支出的比重提高到60%到70%,使军费和行政管理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0%左右。这个要求已经提前三年并且更好地实现了。从财政工作本身来说,1958年大跃进以来,财政工作人员的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大加强了,财政战线上的群众运动越来越广泛地开展起来了。经过这两年,我们找到了一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财政工作的更好的道路。这就是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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